从西方丑闻看中国崛起

放眼今天的世界,有通过投票的方式定期更换政党和领导人的西方制度模式(议会制和总统制),也有既不换人也不换党的中东模式。而唯独中国与众不同,采取了一种既有别于西方,也有别于阿拉伯世界的制度模式:定期的换人而不换党。

 

在法国十多年,发现有两多:一是罢工游行多,二是震撼性的丑闻多。特别是2011年,经济危机继续以更大的威力横扫欧美,欧洲罢工不仅规模大,而且日益暴力化,不少国家的领导人也和中东的独裁者们一样被席卷而去。美国则演变成持久的“占领”运动。至于丑闻,更不是同凡响:事涉英美两国政、经、警、媒的窃听门、西方文明培育出的政治精英—-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支持度最高的卡恩强奸门。当然立场不同,对这“两多”理解也不同。自由派人士认为这是西方制度优质性的体现:工人有自由,政治人物受监督。左派自然认为这是西方腐朽和没落的表现。不过我个人还是认为,一个国家罢工如此频繁,丑闻如此猛烈,应该是制度出了问题,特别矛盾的是,既然监督如此健全,何以这些精英人物就是不怕而丑闻越来越多呢?

由于西方的丑闻太多,久居法国的华人也日益麻木。不过,最近在西方发生的两起丑闻,却不由得引起海内外华人的特殊关注。因为这两起丑闻均和中国有关,确切的说是和学汉语有关。

这一次丑闻的主角还是英、美两国。当事人也都是民主制度下产生出来的高官:一是纽约市市长、一是英国的文化大臣。这两位高官也都富甲天下,但却涉嫌花公款去学汉语。当然丑闻发生后,当事人均振振有词:英国的文化大臣杰里米亨特坚决否认是因为娶了一位中国太太才学汉语,更不是为了讨好岳父,而是“有益于欢迎中国总理温家宝访英”—-照此说来,每年这么多国家领导人访问英国,这些大臣们可真是太辛苦了。据说,西方都是有了钱才搞政治,所以才廉洁。中国则是历代人人都有机会搞政治,所以腐败严重。看来这个结论下的过早。

虽然是丑闻,但中国人的感觉还是自豪的成份多。汉语这门世界上号称最难学的语言—-法语有一句习语,凡是搞不懂的事情一律称之为“这是中国话”,竟能引得西方高官竞折腰。不过客观说来,这两起丑闻不过是日益升温的“汉语热”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在今天的法国,汉语已超过阿拉伯语和俄语成为第三大外语。这背后的奥妙,自然是中国的崛起。这正如法国《费加罗报》的评论说:“假如在10年以前,一个中学生选中文课,或者是出于文化因素或者出于向往异国情调,今天选择学中文压倒一切的理由是经济因素。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已超过美英成为欧洲人第一大前往工作、学习或投资的地方,同时也是法国工程师学院和商学院学生优先选择实习的国家之一。”

当然中国的崛起,全球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感受的到。英国《经济学人》最新一期推出中国特别报道,并声称这是自1947年如此报道美国以来,第二次以同样的方式报道另一个国家。根本的原因,仍然是中国的经济成功及其令人生畏的依然高速增长的实力。奥巴马刚入主白宫的时候,还信誓旦旦,美国绝不做老二。结果,在发表第一任期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前,他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承认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看来,当他真正开始领导这个国家并对之有一个全面、真实的认识之后,才会得出客观的结论。

尽管中国的迅速发展如此持久和著有成效,但令人奇怪的是似乎并没有得到西方心服口服的认同。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成功的方式和它们奉为圭臬的金科玉律“民主加市场经济”不同。我虽然不赞同西方的态度,但以自己在西方的生活经验,还是能有所理解。中国信奉的是“黑猫白猫”,是“三个有利于”,甚至都可以打左灯往右拐,检验的标准就是实践。只要经济能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消除贫困,什么方式并不重要。而反观西方,其文明源头上就好抽象的较真。比如他们就曾为了耶稣究竟是有神性,还是有人性或者是人、神双性而分成不同的派别大打出手。

不过,做为一名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是不少自由派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解读。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这是一个“基础性条件”。 “今天中国GDP的85%左右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金融、运输业、互联网、电脑等,而它们无不是来自于西方;中国的产品能流通于全世界,也离不开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的,不如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

清华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秦晖先生的观点更为有名:“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秦晖先生的低人权成本是指工劳工阶层缺乏和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工资被人为压低。不过他可能忘记了,中国虽然要素市场如土地还没有完全开放,但在产品和劳工方面早已完全市场化。当中国来到刘易拐点的时候,劳动力成本就急剧上升。这就是为什么自2004年至今,农民工工资连续八年迅速上涨。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市场供求问题,而不是政治层面的人权问题。

其实不管哪种观点,有一种共性,他们都有意或无意忽视了一点:即制度的作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确实包含许多因素: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但能使各要素有机、合理的发生作用,还是取决于制度安排。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中国,前后三十年的基本国情和自然禀赋并无质的差异,但发展程度却有天壤之别。

放眼今天的世界,有通过投票的方式定期更换政党和领导人的西方制度模式(议会制和总统制),也有既不换人也不换党的中东模式(共和制与君主制,不过令人感到奇特的是,君主制都成功的度过了阿拉伯革命的冲击,而共和制国家纷纷垮台)。而唯独中国与众不同,采取了一种既有别于西方,也有别于阿拉伯世界的制度模式:定期的换人而不换党。

西方制度的弊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暴露无遗。民主制度的运作成本过高,需要全国动员,耗时、耗资巨大。而且领导人产生后,其委托代理成本过高:领导人不过四年或八年的任期,追求短期效应,甚至贪污自肥。此外民主制度要求大众参与,从而使得政治平庸化,也很难产生优秀的领导人。同时为满足大众的福利贪欲,国家债台高筑,严重的甚至导致国家破产、社会动荡。这就是今天西方的现实。而这种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极易演变为政党不断恶斗、效率低下,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无法满足必须迅速决策的全球化时代的要求。如果说北京模式是否能够持续是西方世界的普遍质疑,但西方目前的模式不可持续已成为共识。

究竟西方这套制度现状如何,不妨参看一下政治精英和民众的认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犹太州长、驻华大使洪博培在退出党内初选时发表这样的声明:“这次竞选是为了加强美国的领导,必须有大胆的想法,但实际上竞选却堕落成消极的人身攻击。这样的竞选不仅对美国人民是不值得的,而且对目前美国所面临的严重形势也是不值得的。”2012年新年过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经济、国家的方向和国会的表现普遍抱悲观的态度,80%的人描述经济状况相当或非常坏。65%的人说国家正在错误的轨道上,而只有29%的人说,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国会和总统不同,是由选民直选产生的,但 12%的人认同国会的表现,80%的人不认同。西方的问题,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达沃斯论坛上所公开讲的:“财政紧缩并不是根治债务危机的根本方法,欧元区摆脱当前困境还需依靠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模式则在这场号称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考验下,让世人看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没有西方这套制度普遍存在的弊端。当然许多对中国模式持质疑态度的群体认为,中国模式的软肋就是缺乏监督,难免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

确实,中国和西方不同,没有反对党的存在,没有它们自称的新闻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出“中国权力不受制约”的结论。

在西方这种多党制模式下,出了问题既可以推到上一任执政党身上,也可以推到在野党的杯葛。比如台湾的民进党八年,他们就认为国民党掌控立法院,朝小野大,无法有效施政。国民党执政后,又推脱民进党八年执政造成的包袱过重。但在中国(大陆),出了任何问题都是执政党负全责,根本没有推脱的空间。这种压力迫使执政党不得不进行权力的自我约束,在使用权力上越来越谨慎,对民意的回应愈加迅速。最新的一例就是校车。校车是中国的一个新兴事物,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但2011年各地发生多起校车车祸,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不满。中央政府则迅速立法,寻求积极的解决之道。

其次,由于全球化和互联网(手机)时代的到来,中国在内外都受到了有力的监督。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得信息流通实现了瞬间化。中国国内的问题能得到及时的曝光,从而迫使执政党采取更为透明和开放的治理方式,达到对权力的制约。全球化时代,使得世界可以更容易的围观中国,尤其是仍然主导全球秩序的西方。当然并非所有的国家可以受到西方如此不同的“关爱”,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国家要足够大,二是双方体制不同,三是这个国家即使不是西方的敌人,但也没有臣服于它。可以说,从全球的角度讲,西方扮演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角色。而中国却又无需付出多党制的巨大成本和代价。

应该说,中国之所以成功,最根本的还是发展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制度。而这套制度又由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作用,又在不付出相应成本的同时,兼具了西方制度的优点。当然任何制度都需要时时演变,相对而言,以实用理性为传统的中国相对于更擅长抽象思辨的西方来讲,更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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