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tter/推特直播电视辩论:推特如何反映和折射美国大选季的政治气候

作者:

  Pei Zheng(伊萨卡大学罗伊·H·帕克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Saif Shahin(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编译:童桐

  编校:王沛楠

  原文刊载于: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20年第三期

  一、问题提出:TWITTER 中的“电视辩论”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呈现

  美国大选期间,两党之间的政治竞选活动大多是平行进行的。但当两位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中对峙时,两党政治竞选活动便会相互交叉。一般认为,电视辩论为候选人的支持者提供了一个相互接触的机会,能够使不同党派的领导人和支持者接触不同于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一形式通常被认为有利于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但现如今,选举辩论不仅仅在电视上进行,也不仅仅在总统候选人之间进行,社交网站的选民同时也在进行着“辩论”。选民利用社交网络表达他们对候选人、争议问题的看法,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并与对手辩论,甚至决定投票给谁。

  2008年大选是“Facebook选举”,但此后的选举潮流转向了对Twitter的青睐。与Facebook不同,Twitter网络往往更加客观、异构和广泛,允许用户通过“转发”和“提及”其他用户来与各种各样的人建立联系,这使得Twitter成为最有可能进行自发公共对话的平台。但目前关于Twitter对于电视辩论的影响缺乏有效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注意力转向2016年美国三次总统选举辩论(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Twitter上的表现。通过分析近30万条带有“辩论”或“辩论标签”的推文,来了解普通人是如何在电视屏幕上直播辩论的。

  本研究主要关注于两个问题:

  1.辩论进行时,人们是如何在Twitter上相互接触的,他们是如何“暴露”在党派分歧之中的。

  2.哪些类型的Twitter用户,哪些主题的推文更具影响力,Twitter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受众政治倾向。

  在研究视角上,本研究与之前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本文关注于“实时政治行为”的自然数据(社交网络文本),而不是基于受访者进行“自我报告”的调查数据,已有的选民调查认为交叉曝光,辩论有可能减少政治两极分化。但本研究基于方法的创新对于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

  二、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与文本议题

  本研究关注社交网络分析以及推特文本的文本议题两个层面。数据来源方面,本研究使用社交媒体挖掘工具Netlytic.org进行数据挖掘,收集了第一次辩论(9月26日至28日),第二次辩论(10月9日至11日),第三次辩论(10月19日至21日)共30万条推文。研究者将社交网络分析与机器学习相结合,来评估推文的内容。目的是了解并探索Twitter用户之间的相互联系,确定相关政治讨论网络的关键特征,以及人们在Twitter上所谈论的内容特点。

  1.社交网络分析

  本研究为每一场辩论提供了两个网络,一个是基于“提及”关系的社交网络(例如,当希拉里的账号被一条推文提及时,其节点边增加一条边),另一个是基于“回复”关系的社交网络(例如,当希拉里的账号被回复时,其节点便多出一条边)。在分析过程中,本研究关注三个参数:集中度(Centralization)、密度(Density)、互惠关系(Reciprocity)、集群或社区(clusters or communities)。

  集中度衡量网络中所有节点的平均集中度,较高的集中度表明网络内部的信息流由少数几个中心参与者控制,较低的集中度得分表明网络中的每个用户都参与其中,不同用户贡献更为平等;密度是所有可能的关系的平均强度,它说明了网络中一个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密度的计算是将现有的连接数量除以可能的连接数量;互惠关系是指在现有关系总数中,互惠关系所占的比例,互惠值较高表明许多参与者有双向沟通,当互惠值较低时,表示网络缺乏参与者之间的对话;最后一个重要指标是用户形成的集群或社区。同一个集群中的对象比其他集群中的对象更相似。

  以第一次电视辩论中的推特文本为例,9月26日第一次总统辩论播出时,使用“辩论”或“辩论”标签发布的推文形成的网络包括69201个节点。他们在推特上“提及”90728个名字,共形成98042条边。988个节点“回复”了推文,产生了1478条边。

  此为基于第一次辩论中的“提及”关系所整理出来的社交网络关系图,网络的连接非常松散,参与者间交流较少

  此为基于第一次辩论中的“提及”关系所整理出来的社交网络关系图,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集群,可以看出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回复推文分布于两个阵营之内

  2.议题分布

  在议题分布方面,本文使用的主题建模是一种计算机辅助归纳分析大量非结构化文本的方法。该方法被发现特别适合分析大量Twitter数据。本研究中所使用LDA技术允许研究人员找出“广泛存在于大型非结构化文档集合中的主要主题”。它假设每个文本都由一定数量的主题或“主题”组成,并且文本中单词的使用方式与这些主题一致。

  三、研究发现:表达而不讨论,电视辩论在Twitter中的“失效”

  1.社交网络分析

  三次辩论呈现出的网络分布特征都很相似:首先,希拉里和特朗普两大选举阵营鲜有对话,这说明不同政治阵营在Twitter上的对话极少。相关网络的平均中心度较低,网络密度和互易性几乎为0:这表明Twitter用户网络的连接非常松散,不同参与者之间很少交谈,用户倾向于使用Twitter进行自我表达而非参与讨论。其原因可能在于Twitter用户通过观看辩论和同时Twitter的方式进行了多任务处理,因此可能没有多少时间进行更广泛的在线对话。

  另外,在被提及最多的名人中,除了希拉里和特朗普及少数电视名人之外,草根活动家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并且在本研究的三次辩论中,相比于电视名人,草根活动家主要站在共和党阵营一边,且在第二、三次辩论中这一趋势更加明显,而这两次电视辩论进行时期正好是特朗普支持率上升最明显的时期。这说明,草根活动家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了之后大选的走向。

  先前的研究表明,传统媒体组织作为舆论领袖,获得最多的转发、提及和回复。但本研究发现,在这三场辩论中,其它类型人士也开始发挥重要影响力。其中,草根活动家特别是保守派引起了Twitter用户的极大关注。这表明,网络意见领袖的性质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传统精英和“草根名人”共同影响着推特中的政治议题。

  2.辩论主题

  通过分析所有文本,研究发现三次辩论中存在着五大主题,五大主题在三次辩论中都有体现。通过对不同主题之下的关键词进行提取,研究者可以大致窥探每次辩论中推特用户的主要关注重点,而追溯相关关键词的推文来源可以看到每次辩论的主要议题来源于哪些推文。

  首先,通过对辩论主题进行纵向分析后发现,虽然希拉里的支持者在9月16日的第一场辩论中占据了上风,但在10月9日和19日的其余两场辩论中,特朗普的追随者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趋势与同时期大选民调的走向非常相似。

  其次,Twitter上围绕每一场辩论进行的对话的基调往往是在电视辩论之前确定的,Twitter上探讨的主要议题的相关推文来源在辩论前就已经发布。电视辩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叙利亚内战、恐怖主义、俄罗斯、移民、创造就业都没有在Twitter上得到广泛讨论。这说明电视辩论期间讨论的问题对Twitter辩论的影响很小。

  最后,与电视辩论更加关注政策导向不同,Twitter中所探讨的议题主要讨论的是领导人的性格、外貌,这可能是因为Twitter用户认为此类推文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关注。

  四、结论与反思

  首先,社交媒体中的“电视辩论”并没有有效改善互联网中的“回声室”效应,政治两极分化仍然相当严重。这意味着之前基于结果导向的调查数据存在误导性,并不适合选举进行过程中的选民预测。这一发现再次说明了社交媒体主要用于个人自我展示和身份管理,而不是用于与他人进行对话和开明的讨论。

  第二,电视辩论没有设定Twitter辩论的议程。人们在辩论中发Twitter是为了自我展示,并使用与辩论相关的标签向更大的受众表明自己的身份。对政见不同的阵营进行人身攻击的Twitter获得了更多关注,这说明社交媒体中的政治对话状况非常不理想。

  第三,虽然政治领袖和记者等传统精英仍然具有很高的影响力,但草根活动家和互联网名人网络舆论中正在发挥更大影响力。这一趋势与美国政治气候中“反建制”派趋势的崛起不谋而合。以上两点说明美国政治偏离既定体制的趋势在社交媒体中反映的非常明显。

  最后,通过分析特朗普与希拉里两方阵营三次电视辩论中在Twitter上的表现可以发现,赢得Twitter“辩论”的那一方在同一时间也会在民调有所体现,这对于社交网络中的政治传播而言可能是一个新起点,即社交媒体对于大选最终结果的预测。

  后记:新媒体技术之于政治传播

  本研究对于未来研究探讨新媒体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言具有非常强的启示意义,最初的互联网和后来的社交媒体技术被认为是通过让每个公民都有发言权。互联网确实赋予了用户个人表达权力,提供了Twitter这样的表达平台。但是这种“表达”也产生了“发言而不倾听”“表达而不参与”的后果,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美国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交流-行动”原则。

  另外,反建制派在互联网环境中的崛起也说明了:未来记者如果想在社交媒体中产生更大影响力,应当减少对于媒体组织的“品牌依赖”,因为当下的选民对于权威媒体的依赖似乎越来越小,他们更加相信与其产生密切联系的草根博主。

  最后,未来社交媒体的发展方向应向“弥合偏见”进一步发展,电视辩论的意见弥合作用在Twitter中的失效说明了美国政治中的交流原则正在进一步被破坏,舆论领袖应当尽力增加不同政治群体之间的互动。

发表评论